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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

毛澤東

(1935年12月27日)

      目前政治形勢的特點

  同志們!目前的政治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根據這種變化了的形勢,我們的黨已經規定了自己的任務。

  目前的形勢是怎樣的呢?

  目前形勢的基本特點,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要變中國為它的殖民地。

  大家知道,差不多一百年以來,中國是好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國家。由于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斗爭和帝國主義國家相互間的斗爭,中國還保存了一種半獨立的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戰曾經在一個時期內給了日本帝國主義以獨霸中國的機會。但是中國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斗爭,以及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干涉,使得經過那時的賣國頭子袁世凱⑴簽了字的對日屈服投降的條約二十一條,不得不宣告無效。一九二二年美國召集的華盛頓九國會議簽訂了一個公約,又使中國回復到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支配的局面。但是沒有很久,這種情況又起了變化。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變,開始了變中國為日本殖民地的階段。只是日本侵略的范圍暫時還限于東北四省,就使人們覺得似乎日本帝國主義者不一定再前進了的樣子。今天不同了,日本帝國主義者已經顯示他們要向中國本部前進了,他們要占領全中國。現在是日本帝國主義要把整個中國從幾個帝國主義國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狀態改變為日本獨占的殖民地狀態。最近的冀東事變和外交談判,顯示了這個方向,威脅到了全國人民的生存。這種情形,就給中國一切階級和一切政治派別提出了“怎么辦”的問題。反抗呢?還是投降呢?或者游移于兩者之間呢?

  現在,我們來看一看中國各個階級怎樣來回答這個問題。

  中國的工人和農民都是要求反抗的。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一九二七年至現在的土地革命,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來的反日浪潮,證明中國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是中國革命的最堅決的力量。

  中國的小資產階級也是要反抗的。青年學生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現在不是已經發動了一個廣大的反日運動嗎?中國的這些小資產階級成分曾經參加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和農民一樣,他們有同帝國主義勢不兩立的小生產的經濟地位。帝國主義和中國反革命勢力,曾經給了他們以重大的損害,使他們中的很多人陷于失業、破產或半破產的境地。現在他們眼看就要當亡國奴了,除了反抗,再沒有出路。

  問題擺在民族資產階級、買辦階級和地主階級面前,擺在國民黨面前,又是怎樣的呢?

  大土豪、大劣紳、大軍閥、大官僚、大買辦們的主意早就打定了。他們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在說:革命(不論什么革命)總比帝國主義壞。他們組成了一個賣國賊營壘,在他們面前沒有什么當不當亡國奴的問題,他們已經撤去了民族的界線,他們的利益同帝國主義的利益是不可分離的,他們的總頭子就是蔣介石。這一賣國賊營壘是中國人民的死敵。假如沒有這一群賣國賊,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可能放肆到這步田地的。他們是帝國主義的走狗。

  民族資產階級是一個復雜的問題。這個階級曾經參加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隨后又為這個革命的火焰所嚇壞,站到人民的敵人即蔣介石集團那一方面去了。問題是在今天的情況下,民族資產階級有沒有發生變化的可能性呢?我們認為是有這種可能性的。這是因為民族資產階級同地主階級、買辦階級不是同一的東西,他們之間是有分別的。民族資產階級沒有地主階級那樣多的封建性,沒有買辦階級那樣多的買辦性。民族資產階級內部有同外國資本和本國土地關系較多的一部分人,這一部分人是民族資產階級的右翼,我們暫且不去估計他們的變化的可能性。問題是在沒有那些關系或者關系較少的那些部分。我們認為在殖民地化威脅的新環境之下,民族資產階級的這些部分的態度可能發生變化。這個變化的特點就是他們的動搖。他們一方面不喜歡帝國主義,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徹底性,他們在這二者之間動搖著。這就說明,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時期他們為什么參加了革命,及到這一時期之末,他們又為什么站到蔣介石方面去了。現在的時期,同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叛變革命的時期有什么分別呢?那時的中國還是一個半殖民地,現在正在走向殖民地。九年以來,他們拋棄了自己的同盟者工人階級,和地主買辦階級做朋友,得了什么好處沒有呢?沒有什么好處,得到的只不過是民族工商業的破產或半破產的境遇。因為這些情況,我們認為民族資產階級的態度,在今天的時局下,有起變化的可能性。變化的程度怎樣呢?總的特點是動搖。但在斗爭的某些階段,他們中間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參加斗爭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則有由動搖而采取中立態度的可能。

  蔡廷鍇等人領導的十九路軍是代表什么階級的利益呢?他們是代表著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鄉村的富農和小地主。蔡廷鍇們不是同紅軍打過死仗的嗎?可是后來又同紅軍訂立了抗日反蔣同盟。他們在江西,向紅軍進攻;到了上海,又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到了福建,便同紅軍成立了妥協,向蔣介石開起火來。無論蔡廷鍇們將來的事業是什么,無論當時福建人民政府還是怎樣守著老一套不去發動民眾斗爭,但是他們把本來向著紅軍的火力掉轉去向著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不能不說是有益于革命的行為。這是國民黨營壘的破裂。九一八事變以后的環境能夠使國民黨營壘分裂出這樣一部分人,為什么今天的環境反倒不能造成國民黨的分裂呢?我們黨內持這樣一種論點的人是不對的,他們說,整個地主資產階級的營壘是統一的,固定的,任何情況下也不能使它起變化。他們不但不認識今天的嚴重環境,并且連歷史也忘記了。

  讓我再講一點歷史。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當著革命軍向武漢前進,以至打到武漢、打到河南的時候,發生了唐生智、馮玉祥參加革命的事情。馮玉祥于一九三三年在察哈爾還曾經和共產黨一度合作,建立了抗日同盟軍。

  再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曾經和十九路軍一道進攻江西紅軍的第二十六路軍,不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舉行了寧都起義,變成了紅軍嗎?寧都起義的領導者趙博生、董振堂等人成了堅決革命的同志。

  馬占山在東三省的抗日行為,也是統治者營壘中的一個分裂。

  所有這些例子都指明:在日本炸彈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國的時候,在斗爭改變常態而突然以洶涌的陣勢向前推進的時候,敵人的營壘是會發生破裂的。

  同志們,現在讓我們把問題轉到另一點。

  如果有人拿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經濟上的軟弱性這一點來反對我們的論點,認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雖然處在新環境,還是沒有改變態度的可能,這種說法對不對呢?我認為也是不對的。如果不能改變態度的原因,是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那末,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為什么改變了他們的常態,不僅是動搖,簡直是參加了革命呢?難道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是后來才得的新毛病,而不是他們從娘肚子里帶出來的老毛病嗎?難道今天軟弱,那時就不軟弱嗎?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經濟的主要特點之一,就是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正是因為這樣,帝國主義敢于欺負他們,而這也就規定了他們不喜歡帝國主義的特點。自然,我們不但不否認,并且完全承認:又是因為這一點,帝國主義和地主買辦階級容易拿某種臨時的賄賂為釣餌將他們拉了過去,而這也就規定了他們對于革命的不徹底性。可是總不能說,在今天的情況下,他們同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沒有任何的分別。

  所以我們著重地指出:國民黨營壘中,在民族危機到了嚴重關頭的時候,是要發生破裂的。這種破裂,表現于民族資產階級的動搖,表現于馮玉祥、蔡廷鍇、馬占山等風頭一時的抗日人物。這種情況,基本地說來是不利于反革命,而有利于革命的。由于中國政治經濟的不平衡,以及由此而生的革命發展的不平衡,增大了這種破裂的可能性。

  同志們!這個問題的正面,已經說完了。讓我再來說一說它的反面,那就是民族資產階級的某些分子常常是欺騙民眾的好手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因為他們中間除了那些真正擁護人民革命事業的人們而外,有許多人在一個時期內能夠以革命的或半革命的面目出現,所以他們同時就具備著欺騙民眾的資格,使得民眾不容易認識他們的不徹底性以及裝模作樣的假相。這就增加了共產黨批評同盟者、揭破假革命、爭取領導權的責任。如果我們否認民族資產階級在大震動中有動搖及參加革命的可能性,那也就取消了至少也減輕了我們黨對于爭取領導權的任務。因為,如果民族資產階級是同地主買辦一模一樣,以賣國賊的猙獰面孔出現,爭取領導權的任務就大可取消,至少也可以減輕了。

  在整個地分析中國地主資產階級在大震動中的姿態時,還有一個方面應該指出,那就是:即使在地主買辦階級營壘中也不是完全統一的。這是半殖民地的環境,即許多帝國主義爭奪中國的環境所造成的。當斗爭是向著日本帝國主義的時候,美國以至英國的走狗們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聲的輕重,同日本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爭的。過去這種狗打架的事情多得很,我們不去說它。于今只說被蔣介石禁閉過的國民黨政客胡漢民,不久以前也簽名于我們所提出的抗日救國六大綱領的文件。胡漢民所依托的兩廣派軍閥,也在所謂“收復失地”和“抗日剿匪并重”(蔣介石的是“先剿匪,后抗日”)的欺騙口號之下,同蔣介石對立。你們看,不是有點奇怪嗎?并不奇怪,這不過是大狗小狗飽狗餓狗之間的一點特別有趣的爭斗,一個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種又癢又痛的矛盾。但是這點爭斗,這個缺口,這種矛盾,對于革命的人民卻是有用的。我們要把敵人營壘中間的一切爭斗、缺口、矛盾,統統收集起來,作為反對當前主要敵人之用。

  把這個階級關系問題總起來說,就是:在日本帝國主義打進中國本部來了這一個基本的變化上面,變化了中國各階級之間的相互關系,擴大了民族革命營壘的勢力,減弱了民族反革命營壘的勢力。

      現在我們來說中國民族革命營壘里的情形。

  首先是紅軍的情形。同志們,你們看,差不多一年半以來,中國的三支主力紅軍都在作陣地的大轉移。從去年八月任弼時同志等率領第六軍團向賀龍同志的地方開始轉移起,接著就是十月開始的我們的轉移。今年三月,川陜邊區的紅軍也開始轉移。這三支紅軍,都放棄了原有陣地,轉移到新地區去。這個大轉移,使得舊區域變為游擊區。在轉移中,紅軍本身又有很大的削弱。如果我們拿著整個局面中的這一方面來看,敵人是得到了暫時的部分的勝利,我們是遭遇了暫時的部分的失敗。這種說法對不對呢?我以為是對的,因為這是事實。但是有人說(例如張國燾):中央紅軍失敗了。這話對不對呢?不對。因為這不是事實。馬克思主義者看問題,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體。一個蝦蟆坐在井里說:“天有一個井大。”這是不對的,因為天不止一個井大。如果它說:“天的某一部分有一個井大。”這是對的,因為合乎事實。我們說,紅軍在一個方面(保持原有陣地的方面)說來是失敗了,在另一個方面(完成長征計劃的方面)說來是勝利了。敵人在一個方面(占領我軍原有陣地的方面)說來是勝利了,在另一個方面(實現“圍剿”“追剿”計劃的方面)說來是失敗了。這樣說才是恰當的,因為我們完成了長征。

  講到長征,請問有什么意義呢?我們說,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十二個月光陰中間,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著了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卻開動了每人的兩只腳,長驅二萬余里,縱橫十一個省。請問歷史上曾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沒有,從來沒有的。長征又是宣言書。它向全世界宣告,紅軍是英雄好漢,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走狗蔣介石等輩則是完全無用的。長征宣告了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圍追堵截的破產。長征又是宣傳隊。它向十一個省內大約兩萬萬人民宣布,只有紅軍的道路,才是解放他們的道路。不因此一舉,那么廣大的民眾怎會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還有紅軍這樣一篇大道理呢?長征又是播種機。它散布了許多種子在十一個省內,發芽、長葉、開花、結果,將來是會有收獲的。總而言之,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誰使長征勝利的呢?是共產黨。沒有共產黨,這樣的長征是不可能設想的。中國共產黨,它的領導機關,它的干部,它的黨員,是不怕任何艱難困苦的。誰懷疑我們領導革命戰爭的能力,誰就會陷進機會主義的泥坑里去。長征一完結,新局面就開始。直羅鎮一仗,中央紅軍同西北紅軍兄弟般的團結,粉碎了賣國賊蔣介石向著陜甘邊區的“圍剿”,給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務,舉行了一個奠基禮。

  主力紅軍如此,南方各省的游擊戰爭怎么樣呢?南方的游擊戰爭,受到了某些挫折,但是并沒有被消滅。許多部分,正在恢復、生長和發展。

  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人的斗爭正在從廠內向著廠外,從經濟斗爭向著政治斗爭。工人階級的反日反賣國賊的英勇斗爭,現在是在深刻地醞釀著,看樣子離爆發的時候已不遠了。

  農民的斗爭沒有停止過。在外禍、內難、再加天災的壓迫之下,農民廣泛地發動了游擊戰爭、民變、鬧荒等等形態的斗爭。東北和冀東的抗日游擊戰爭,正在回答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

    學生運動已有極大的發展,將來一定還要有更大的發展。但學生運動要得到持久性,要沖破賣國賊的戒嚴令,警察、偵探、學棍、法西斯蒂的破壞和屠殺政策,只有和工人、農民、兵士的斗爭配合起來,才有可能。

  民族資產階級、鄉村富農和小地主們的動搖以至參加抗日斗爭的可能性,前面已經說過了。

  少數民族,特別是內蒙民族,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直接威脅之下,正在起來斗爭。其前途,將和華北人民的斗爭和紅軍在西北的活動,匯合在一起。

  所有這些都指明,革命的陣勢,是由局部性轉變到全國性,由不平衡狀態逐漸地轉變到某種平衡狀態。目前是大變動的前夜。黨的任務就是把紅軍的活動和全國的工人、農民、學生、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一切活動匯合起來,成為一個統一的民族革命戰線。

民族統一戰線

    觀察了反革命和革命兩方面的形勢以后,我們就容易說明黨的策略任務了。

  黨的基本的策略任務是什么呢?不是別的,就是建立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

  當著革命的形勢已經改變的時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領導方式,也必須跟著改變。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任務,是變中國為殖民地;我們的任務,是變中國為獨立、自由和領土完整的國家。

  實現中國的獨立自由是一個偉大的任務。這須同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反革命勢力作戰。日本帝國主義是下了兇橫直進的決心的。國內豪紳買辦階級的反革命勢力,在目前還是大過人民的革命勢力。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反革命勢力的事業,不是一天兩天可以成功的,必須準備花費長久的時間;不是少少一點力量可以成功的,必須聚積雄厚的力量。中國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是比較過去更加衰弱了,中國的和世界的革命力量是比較過去更加增長了。這是正確的估計,這是一方面的估計。但是同時我們應當說,目前中國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暫時還是大于革命力量。這也是正確的估計,這是又一方面的估計。由于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產生了革命發展的不平衡。革命的勝利總是從那些反革命勢力比較薄弱的地方首先開始,首先發展,首先勝利;而在那些反革命勢力雄厚的地方,革命還是沒有起來,或者發展得很慢。這是中國革命在過去長時期內已經遇到的情形。在將來,可以想到,在某些階段里,革命的總的形勢是更加發展了,但是不平衡狀態還會存在著。要把不平衡的狀態變到大體上平衡的狀態,還要經過很長的時間,還要花費很大的氣力,還要依靠黨的策略路線的正確。如果說,蘇聯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戰爭是在三個年頭里完結了的話,那末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戰爭,過去已經花去了很長的時間,而要最后地徹底地解決內外反革命勢力,我們還得準備再花一個應有的時間,像過去那樣地過分的性急是不行的。還得提出一個很好的革命策略,像過去那樣地老在狹小的圈子里打轉,是干不出大事情來的。不是說中國的事情只能慢吞吞地去干,中國的事情要勇猛地去干,亡國的危險不容許我們有一分鐘的懈怠。今后革命發展的速度,也一定比過去要快得多,因為中國的和世界的局面都是臨在戰爭和革命的新時期了。雖然如此,中國革命戰爭還是持久戰,帝國主義的力量和革命發展的不平衡,規定了這個持久性。我們說,時局的特點,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來,中國處在新的全國大革命的前夜,這是現時革命形勢的特點。這是事實,這是一方面的事實。現在我們又說,帝國主義還是一個嚴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狀態是一個嚴重的缺點,要打倒敵人必須準備作持久戰,這是現時革命形勢的又一個特點。這也是事實,這是又一方面的事實。這兩種特點,這兩種事實,都一齊跑來教訓我們,要求我們適應情況,改變策略,改變我們調動隊伍進行戰斗的方式。目前的時局,要求我們勇敢地拋棄關門主義,采取廣泛的統一戰線,防止冒險主義。不到決戰的時機,沒有決戰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進行決戰。

  這里不來說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關系,也不來說冒險主義在將來大的時局開展中可能發生的危險性,這點等到將來再說不遲。這里只說統一戰線的策略和關門主義的策略,是正相反對的兩個不同的策略。

  一個要招收廣大的人馬,好把敵人包圍而消滅之。

  一個則依靠單兵獨馬,去同強大的敵人打硬仗。

  一個說,如果不足夠地估計到日本帝國主義變中國為殖民地的行動能夠變動中國革命和反革命的陣線,就不能足夠地估計到組織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如果不足夠地估計到日本反革命勢力、中國反革命勢力和中國革命勢力這幾方面的強點和弱點,就不會足夠地估計到組織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必要性;就不會采取堅決的辦法去打破關門主義;就不會拿著統一戰線這個武器去組織和團聚千千萬萬民眾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軍,向著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賣國賊這個最中心的目標而攻擊前進;就不會拿自己的策略武器去射擊當前的最中心目標,而把目標分散,以至主要的敵人沒有打中,次要的敵人甚至同盟軍身上卻吃了我們的子彈。這個叫做不會擇敵和浪費彈藥。這樣,就不能把敵人驅逐到狹小的孤立的陣地上去。這樣,就不能把敵人營壘中被裹脅的人們,過去是敵人而今日可能做友軍的人們,都從敵人營壘中和敵人戰線上拉過來。這樣,就是在實際上幫助了敵人,而使革命停滯、孤立、縮小、降落,甚至走到失敗的道路上去。

  一個則說,這些批評都是不對的。革命的力量是要純粹又純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筆直又筆直。圣經上載了的才是對的。民族資產階級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對于富農,是一步也退讓不得。對于黃色工會,只有同它拚命。如果同蔡廷鍇握手的話,那必須在握手的瞬間罵他一句反革命。哪有貓兒不吃油,哪有軍閥不是反革命?知識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們是危險的。因此,結論:關門主義是唯一的法寶,統一戰線是機會主義的策略。

  同志們,統一戰線的道理和關門主義的道理究竟哪一個是對的呢?馬克思列寧主義到底贊成哪一個呢?我堅決地回答:贊成統一戰線,反對關門主義。人中間有三歲小孩子,三歲小孩子有許多道理都是對的,但是不能使他們管天下國家的大事,因為他們還不明白天下國家的道理。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革命隊伍中的幼稚病。堅持關門主義策略的人們所主張的,就是一套幼稚病。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動的道路一樣,總是曲折的,不是筆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陣線可能變動,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變動一樣。日本帝國主義決定要變全中國為它的殖民地,和中國革命的現時力量還有嚴重的弱點,這兩個基本事實就是黨的新策略即廣泛的統一戰線的出發點。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進攻的需要。只有這樣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打垮,這是有目共見的真理。因此,只有統一戰線的策略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策略。關門主義的策略則是孤家寡人的策略。關門主義“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敵人那一邊去,只博得敵人的喝采。關門主義在實際上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忠順的奴仆。關門主義的所謂“純粹”和“筆直”,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國主義則向之嘉獎的東西。我們一定不要關門主義,我們要的是制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

人民共和國

  如果說,我們過去的政府是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聯盟的政府,那末,從現在起,應當改變為除了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外,還要加上一切其他階級中愿意參加民族革命的分子。

  在目前,這個政府的基本任務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吞并中國。這個政府的成分將擴大到廣泛的范圍,不但那些只對民族革命有興趣而對土地革命沒有興趣的人,可以參加,就是那些同歐美帝國主義有關系,不能反對歐美帝國主義,卻可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人們,只要他們愿意,也可以參加。因此,這個政府的綱領,應當是以適合于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這個基本任務為原則,據此以適當地修改我們過去的政策。

  現時革命方面的特點,是有了經過鍛煉的共產黨,又有了經過鍛煉的紅軍。這是一件極關重要的事。如果現時還沒有經過鍛煉的共產黨和紅軍,那就將發生極大的困難。為什么?因為中國的漢奸賣國賊是很多的,并且是有力量的,他們必然想出各種法子來破壞這個統一戰線,用他們威迫利誘、縱橫捭闔的手段來挑撥離間,用兵力來強壓,來各個擊破那些比較他們小的、愿意離開賣國賊而同我們聯合起來打日本的力量。如果抗日政府抗日軍隊中缺乏共產黨和紅軍這個要素,這種情形是難于避免的。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敗,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共產黨內的機會主義路線,不努力擴大自己的隊伍(工農運動和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而只依仗其暫時的同盟者國民黨。其結果是帝國主義命令它的走狗豪紳買辦階級,伸出千百只手來,首先把蔣介石拉去,然后又把汪精衛拉去,使革命陷于失敗。那時的革命統一戰線沒有中心支柱,沒有堅強的革命的武裝隊伍,四面八方都造起反來,共產黨只得孤軍作戰,無力抵制帝國主義和中國反革命的各個擊破的策略。那時雖然有賀龍、葉挺一支軍隊,但還不是政治上堅強的軍隊,黨又不善于領導它,終歸失敗了。這是缺乏革命中心力量招致革命失敗的血的教訓。在今天,這件事起了變化了,堅強的共產黨和堅強的紅軍都已經有了,而且有了紅軍的根據地。共產黨和紅軍不但在現在充當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起人,而且在將來的抗日政府和抗日軍隊中必然要成為堅強的臺柱子,使日本帝國主義者和蔣介石對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所使用的拆臺政策,不能達到最后的目的。沒有疑義,威迫利誘、縱橫捭闔的手段,日本帝國主義者和蔣介石是一定要多方使用的,我們是要十分留神的。

  當然,對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廣泛的隊伍,我們不能希望每部分都有如同共產黨和紅軍一樣程度的鞏固。在他們的活動過程中,有些壞分子因為受了敵人的影響退出統一戰線的事情,是會發生的。但是我們不怕這些人退出去。一些壞人受敵人的影響退出去,一些好人卻會受我們的影響加進來。只要共產黨和紅軍本身是存在的,發展的,那末,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必然也會是存在的,發展的。這就是共產黨和紅軍在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作用。共產黨人現在已經不是小孩子了,他們能夠善處自己,又能夠善處同盟者。日本帝國主義者和蔣介石能夠用縱橫捭闔的手段來對付革命隊伍,共產黨也能夠用縱橫捭闔的手段對付反革命隊伍。他們能夠拉了我們隊伍中的壞分子跑出去,我們當然也能夠拉了他們隊伍中的“壞分子”(對于我們是好分子)跑過來。假如我們能夠從他們隊伍中多拉一些人出來,那敵人的隊伍就減少了,我們的隊伍就擴大了。總之,現在是兩個基本勢力相斗爭,一切中間勢力,不附屬于那一方面,就附屬于這一方面,這是一定的道理。而日本帝國主義者和蔣介石滅亡中國和出賣中國的政策,不能不驅使很多的力量跑到我們方面來,或者徑直加入共產黨和紅軍的隊伍,或者同共產黨和紅軍結成聯合戰線。只要我們的策略不是關門主義,這個目的是能夠達到的。

  為什么要把工農共和國改變為人民共和國呢?

  我們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農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這個意義,是在工農民主共和國的口號里原來就包括了的,因為工人、農民占了全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我們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所規定的十大政綱,不但代表了工農的利益,同時也代表了民族的利益。但是現在的情況,使得我們要把這個口號改變一下,改變為人民共和國。這是因為日本侵略的情況變動了中國的階級關系,不但小資產階級,而且民族資產階級,有了參加抗日斗爭的可能性。
那是沒有問題的,人民共和國不代表敵對階級的利益。相反,人民共和國同帝國主義的走狗豪紳買辦階級是處在正相反對的地位,它不把那些成分放在所謂人民之列。這和蔣介石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僅僅代表最大的富翁,并不代表老百姓,并不把老百姓放在所謂“國民”之列,是一樣的。中國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人口是工人和農民,所以人民共和國應當首先代表工人和農民的利益。但是人民共和國去掉帝國主義的壓迫,使中國自由獨立,去掉地主的壓迫,使中國離開半封建制度,這些事情就不但使工農得了利益,也使其他人民得了利益。總括工農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構成了中華民族的利益。買辦階級和地主階級雖然也住在中國的土地上,可是他們是不顧民族利益的,他們的利益是同多數人的利益相沖突的。我們僅僅離開他們這些少數人,僅僅同他們這些少數人相沖突,所以我們有權利稱我們自己是代表全民族的。

  工人階級的利益同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也是有沖突的。要開展民族革命,對于民族革命的先鋒隊不給以政治上、經濟上的權利,不使工人階級能夠拿出力量來對付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賣國賊,是不能成功的。但是民族資產階級如果參加反對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那末,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就有了共同的利害關系。人民共和國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時代并不廢除非帝國主義的、非封建主義的私有財產,并不沒收民族資產階級的工商業,而且還鼓勵這些工商業的發展。任何民族資本家,只要他不贊助帝國主義和中國賣國賊,我們就要保護他。在民主革命階段,勞資間的斗爭是有限度的。人民共和國的勞動法保護工人的利益,卻并不反對民族資本家發財,并不反對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因為這種發展不利于帝國主義,而有利于中國人民。由此可知,人民共和國是代表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勢力的各階層人民的利益的。人民共和國的政府以工農為主體,同時容納其他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勢力的階級。

  讓這些人參加人民共和國的政府,不危險嗎?不危險的。工人農民是這個共和國的基本群眾。給城市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及其他擁護反帝反封建綱領的分子以在人民共和國政府中說話做事的權利,給他們以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不能違背工農基本群眾的利益。我們綱領的重要部分應當保護工農基本群眾的利益。工農基本群眾的代表在人民共和國政府中占了大多數,共產黨在這個政府中的領導和活動,都保證了他們進來不危險。中國革命的現時階段依然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這是十分明顯的。只有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才瞎說中國已經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會主義的革命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這次革命沒有完成,而是失敗了。一九二七年至現在,我們領導的土地革命,也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因為革命的任務是反帝反封建,并不是反資本主義。今后一個相當長時期中的革命還是如此。

      革命的動力,基本上依然是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現在則可能增加一個民族資產階級。

  革命的轉變,那是將來的事。在將來,民主主義的革命必然要轉變為社會主義的革命。何時轉變,應以是否具備了轉變的條件為標準,時間會要相當地長。不到具備了政治上經濟上一切應有的條件之時,不到轉變對于全國最大多數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時,不應當輕易談轉變。懷疑這一點而希望在很短的時間內去轉變,如像過去某些同志所謂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開始勝利之日,就是革命開始轉變之時,是不對的。這是因為他們看不見中國是一個何等樣的政治經濟情況的國家,他們不知道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完成民主革命,較之俄國要困難得多,需要更多的時間和努力。

國際援助

  最后,需要講一點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相互關系。

  自從帝國主義這個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聯成一氣了,要想割開也不可能了。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這不是說我們可以不需要國際援助;不,國際援助對于現代一切國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爭都是必要的。古人說:“春秋無義戰。”于今帝國主義則更加無義戰,只有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階級有義戰。全世界一切由人民起來反對壓迫者的戰爭,都是義戰。俄國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義戰。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歐洲各國人民的革命是義戰。中國的反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戰爭,義和團戰爭,辛亥革命戰爭,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戰爭,一九二七年至現在的土地革命戰爭,今天的抗日和討伐賣國賊的戰爭,都是義戰。在目前的全中國抗日高潮和全世界反法西斯高潮中,義戰將遍于全中國,全世界。凡義戰都是互相援助的,凡非義戰都是應該使之轉變成為義戰的,這就是列寧主義的路線。我們的抗日戰爭需要國際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蘇聯人民的援助,他們也一定會援助我們,因為我們和他們是休戚相關的。過去一個時期內,中國革命力量和國際革命力量被蔣介石隔斷了,就這點上說,我們是孤立的。現在這種形勢已經改變了,變得對我們有利了。今后這種形勢還會繼續向有利的方面改變。我們不會再是孤立的了。這是中國抗日戰爭和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一個必要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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